明政府建立之初,倣傚韓宋帝國,中央政府設立下表所列的三個機構,作為中樞。
由中書省首長擔任宰相,作為皇帝的助理。
中書省內設立六部,負責全國行政。 本世紀(十四)八十年代,朱元璋誣陷宰相胡惟庸謀反後,即下令撤銷中書省編製和宰相職位。
擢升六部為一級中樞機構,各部首長(尚書)直接向皇帝負責,皇帝不再設立助手,而直接向各部發號施令。
已經夠專制的政府,此後進入更絕對的專制。
朱元璋另外成立一個秘書機構,稱為「內閣」,所委派的秘書,稱為「大學士」。
大學士冠有某殿某閣字樣,以示分別(殿、閣都是宮廷中的建築物)。
大學士的職位很低,只正五品,比各部首長(尚書,正二品)要低三級,等於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員。
中國有史以來在政治上佔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,從此消失。
皇帝遂在沒有助手幫助的情形下,單獨處理帝國事務。
朱元璋對此一措施沾沾自喜,認為是他最高智慧的結晶,可以永遠保持明政權於不墜。
所以他下令說:「後世子孫永不許恢復宰相制度,如果有人如此請求,即以叛逆論罪,凌遲處死。」
然而,問題就發生在皇帝身上,朱元璋來自民間,政權又由他創立,對繁瑣的政務還可以勉強應付。
但他的後裔卻是一群花花大少──而且是一群惡少,生長在深宮之中,和女人、宦官之手,面對著千萬種變化莫測的帝國事務,必然手足失措。
本世紀(十四)末年,朱元璋平均每日要親自批閱一百五十件奏章,裁決四百種案件。
從前有宰相可以幫助皇帝,如今沒有人能為他分擔,他也不准別人分擔。
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內閣,命那些大學士在每一個奏章或案件上,簽注意見,寫出對該事的分析,和應如何反應的建議,甚至皇帝頒發命令的草稿,都一併擬好呈上。
──當時術語稱為「票擬」和「條旨」。
皇帝即根據這些簽注,加以批示。
於是,不久之後,大權遂漸漸滑入大學士之手。
大學士成為沒有宰相名義的宰相,內閣也成為沒有中書省名義的中書省。
內閣大學士有數人之多,並不是每一位大學士都可簽注意見,必須資格最高、深得皇帝信任的人(往往是華蓋殿大學士,華蓋殿後來改為中極殿),此人即世人所稱的「首相」──首席宰相。
但大學士畢竟不同於正式宰相,正式宰相可以單獨推行政令,大學士便無此權。
他只能依靠「票擬」──簽注意見,來竊弄皇帝的權力,只有黑市地位,沒有法定地位。
更主要的原因是,大學士跟皇帝之間,還有一段距離。
對皇帝如何裁決,是不是依照他簽注的意見裁決,甚至會不會作相反的裁決,大學士都不知道,他們也很少有向皇帝當面陳述解釋的機會。
事實上,到了後來,皇帝深居宮中,不出來露面,大學士遂數月數年,或數十年,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。
他只有依靠這種脆弱的「票擬」,維持權力。
而此「票擬」,卻要仰仗宦官轉達,並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補充說明。
皇帝所頒發的命令,也由宦官傳遞,有時用批示,有時用口頭,宦官的權力遂日趨膨脹。
而皇帝和大學士之間,往往互不認識。
皇帝對大學士的印象,全來自宦官的報告。
於是,政府大權又從大學士手中滑出,滑到宦官之手。
我們可用下表來顯示明政府在下世紀(十五)中葉後所呈現的組織形態。
必須對此形態瞭解,才能對明王朝瞭解。
宦官,在蒙古帝國時,改稱「太監」。
太監本是宦官中的一種官職,後來演變為凡宦官都稱太監。
明政府的宦官組織,共有四十個機構(十二監、四司、八局、十六雜房)。
司禮太監僅只是四十個機構中十二監之一的「司禮監」的首長,但卻是一個最高職位,可稱之為宦官之王。
原因很簡單,他負責伺候皇帝,並擔任皇帝和內閣間的跑腿工作,最接近權力魔杖。
大學士簽注的意見,必須司禮太監先看過,才能到達皇帝面前。
皇帝批示時,司禮太監有機會隨時參加意見。
舉一個例子,可以說明司禮太監的關鍵位置。
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十五歲即位,正是貪玩的年齡,司禮太監劉瑾,每乘他專心遊戲時請他批閱奏章,朱厚照就大怒說:「你不會代我批嗎,我用你幹什麼?」
劉瑾正是要小傢伙說這句話,然後他的批示即獲得法律根據。
於是司禮太監成為皇帝助手,大學士反而降為司禮太監的秘書,司禮太監命他如何簽注意見,他只有照辦。
到了以後,連大學士都由宦官推薦,絕對專制的弊端,全部出現。
──英國於一百年前,即建立國會,約束君主權力。
中國卻恰恰相反,君權更加肥壯,這是明王朝加給中國人的不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