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政府建立之初，倣傚韓宋帝國，中央政府設立下表所列的三個機構，作為中樞。
由中書省首長擔任宰相，作為皇帝的助理。
中書省內設立六部，負責全國行政。 本世紀（十四）八十年代，朱元璋誣陷宰相胡惟庸謀反後，即下令撤銷中書省編製和宰相職位。
擢升六部為一級中樞機構，各部首長（尚書）直接向皇帝負責，皇帝不再設立助手，而直接向各部發號施令。
已經夠專制的政府，此後進入更絕對的專制。
朱元璋另外成立一個秘書機構，稱為「內閣」，所委派的秘書，稱為「大學士」。
大學士冠有某殿某閣字樣，以示分別（殿、閣都是宮廷中的建築物）。
大學士的職位很低，只正五品，比各部首長（尚書，正二品）要低三級，等於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員。
中國有史以來在政治上佔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，從此消失。
皇帝遂在沒有助手幫助的情形下，單獨處理帝國事務。
朱元璋對此一措施沾沾自喜，認為是他最高智慧的結晶，可以永遠保持明政權於不墜。
所以他下令說：「後世子孫永不許恢復宰相制度，如果有人如此請求，即以叛逆論罪，凌遲處死。」
然而，問題就發生在皇帝身上，朱元璋來自民間，政權又由他創立，對繁瑣的政務還可以勉強應付。
但他的後裔卻是一群花花大少──而且是一群惡少，生長在深宮之中，和女人、宦官之手，面對著千萬種變化莫測的帝國事務，必然手足失措。
本世紀（十四）末年，朱元璋平均每日要親自批閱一百五十件奏章，裁決四百種案件。
從前有宰相可以幫助皇帝，如今沒有人能為他分擔，他也不准別人分擔。
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內閣，命那些大學士在每一個奏章或案件上，簽注意見，寫出對該事的分析，和應如何反應的建議，甚至皇帝頒發命令的草稿，都一併擬好呈上。
──當時術語稱為「票擬」和「條旨」。
皇帝即根據這些簽注，加以批示。
於是，不久之後，大權遂漸漸滑入大學士之手。
大學士成為沒有宰相名義的宰相，內閣也成為沒有中書省名義的中書省。
內閣大學士有數人之多，並不是每一位大學士都可簽注意見，必須資格最高、深得皇帝信任的人（往往是華蓋殿大學士，華蓋殿後來改為中極殿），此人即世人所稱的「首相」──首席宰相。
但大學士畢竟不同於正式宰相，正式宰相可以單獨推行政令，大學士便無此權。
他只能依靠「票擬」──簽注意見，來竊弄皇帝的權力，只有黑市地位，沒有法定地位。
更主要的原因是，大學士跟皇帝之間，還有一段距離。
對皇帝如何裁決，是不是依照他簽注的意見裁決，甚至會不會作相反的裁決，大學士都不知道，他們也很少有向皇帝當面陳述解釋的機會。
事實上，到了後來，皇帝深居宮中，不出來露面，大學士遂數月數年，或數十年，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。
他只有依靠這種脆弱的「票擬」，維持權力。
而此「票擬」，卻要仰仗宦官轉達，並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補充說明。
皇帝所頒發的命令，也由宦官傳遞，有時用批示，有時用口頭，宦官的權力遂日趨膨脹。
而皇帝和大學士之間，往往互不認識。
皇帝對大學士的印象，全來自宦官的報告。
於是，政府大權又從大學士手中滑出，滑到宦官之手。
我們可用下表來顯示明政府在下世紀（十五）中葉後所呈現的組織形態。
必須對此形態瞭解，才能對明王朝瞭解。
宦官，在蒙古帝國時，改稱「太監」。
太監本是宦官中的一種官職，後來演變為凡宦官都稱太監。
明政府的宦官組織，共有四十個機構（十二監、四司、八局、十六雜房）。
司禮太監僅只是四十個機構中十二監之一的「司禮監」的首長，但卻是一個最高職位，可稱之為宦官之王。
原因很簡單，他負責伺候皇帝，並擔任皇帝和內閣間的跑腿工作，最接近權力魔杖。
大學士簽注的意見，必須司禮太監先看過，才能到達皇帝面前。
皇帝批示時，司禮太監有機會隨時參加意見。
舉一個例子，可以說明司禮太監的關鍵位置。
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十五歲即位，正是貪玩的年齡，司禮太監劉瑾，每乘他專心遊戲時請他批閱奏章，朱厚照就大怒說：「你不會代我批嗎，我用你幹什麼？」
劉瑾正是要小傢伙說這句話，然後他的批示即獲得法律根據。
於是司禮太監成為皇帝助手，大學士反而降為司禮太監的秘書，司禮太監命他如何簽注意見，他只有照辦。
到了以後，連大學士都由宦官推薦，絕對專制的弊端，全部出現。
──英國於一百年前，即建立國會，約束君主權力。
中國卻恰恰相反，君權更加肥壯，這是明王朝加給中國人的不幸。